2019年年末，东非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蝗灾。将近四千亿只只蝗虫扫荡了东非良田之后，越过中东，飞向巴基斯坦和印度。这直接导致了巴基斯坦受灾当地的农作物基本绝收，而正紧张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也着实为这近在咫尺的蝗灾捏了一把汗。

这次蝗灾并没有蔓延到中国，但在历史上，蝗灾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实属家常便饭。根据邓云特所编的《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时期的中国蝗灾平均每8.8年就有一次，这一数据在两宋时期为3.5年，到了元代，蝗灾更加频繁，平均每1.6年就会有一次，明清时期虽然较之元代有所好转，但是平均频率也在2.8年一次。如此频繁的蝗灾堪称世界之最，无论从受灾面积还是受灾程度上讲，中国农民都是世界上最受蝗灾之苦的一群人。

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关于蝗灾的报道却越来越少了，可以说蝗灾已经基本在国内绝迹。新一代的年轻人们再也没有机会见识到蝗灾的威力，以至于有些人在知乎提出“为什么蝗灾时不吃蝗虫度过难关”这样的问题，真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显而易见的是，蝗灾之所以在新中国建国后消失，不是因为蝗虫吃不惯杂交水稻，而是因为留学归来的新中国生态学家及其科研团队为蝗灾的防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世骏，1915年出生在山东兖州，父亲早年经商，后来在家务农。因为从小天资聪颖，马世骏求学阶段屡屡跳级。1937年，马世骏获得学士学位，从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毕业。毕业后几年内他先后在山东、湖北省内开展害虫防治的相关研究。并于1948年赴美留学，攻读昆虫生态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多国辗转游学多年之后，1951年马世骏回国建设，在于次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筹建了国内第一个昆虫生态学研究室。

而这个时候，我国蝗虫对农作物的危害依然很大，除了政府于1950年开始在农村组织农民捕蝗之外，农药生产的进步也使得喷洒药物逐渐成为治蝗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是随着农药杀虫的手段逐渐流行，蝗虫很快就对药物产生了抵抗性，此类手段效果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身为昆虫生态学家的马世骏知道，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治虫的方法，否则蝗虫迟早会有大规模泛滥的一天。为此，他不辞辛苦，几乎走遍了国内所有的蝗灾高发区，认真研究每一个样本。在交通条件还极不方便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就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完成了对国内蝗灾的研究。

这项研究持续了几乎一整个五十年代。1962年，马世骏在昆虫学报上发表了《东亚飞蝗蝗区的结构与转化》，1965年在昆虫学报和动物学报上分别发表了《东亚飞蝗中长期数量预测的研究》和《东亚飞蝗种群数量中的调节机制》。他的研究得出，蝗灾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水灾、旱灾的相间发生，次要原因在于社会的不稳定以及贫穷落后。

在明确了蝗灾爆发的主次原因以及飞蝗的演变机制规律之后，马世骏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治理策略与措施。一方面通过喷洒农药等化学方法和培育天敌物种等生物防治的策略来降低蝗虫的密度，另一方面则对蝗虫的发生地加以改造，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等方式综合防治，从而使得蝗灾的发生频率，影响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也正是在马世骏先生的改造之下，从秦汉以来就在中国肆虐的蝗灾基本绝迹。

1972年后，马世骏先生的研究从昆虫生态学领域扩展到了系统生态学，为我国的环境保护、生态学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本人也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五月，马世骏院士在河北省内不幸因车祸殉职。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这么评价马世骏院士的一生：“马世骏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一生都在赶路，开路和引路。他的一心报国、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担当精神，不断创新、勇于实践的开拓精神，团结协作、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生态学工作者去进取、攀登、继往开来，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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